特别策划

编者按：挥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的2015，诸多曾经的期待成为了现实：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让群众诟病的 “告官不见官”成为过去；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让百姓犯愁的“立案难”得以终结。与此同时，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悄然推进，以简化行政审批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向“深水区”迈进。新年伊始，我们记录下几名普通人的“法治”期待。而这些期待的实现，终将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征程上承前启后的绚烂风景。

立法：深入调研更接地气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就近在家门口上幼儿园。”说起2016年的期盼，1月3日，合肥和平路华源国际城幼儿园老师瞿凤这样对记者说，“通过法律更好地保障孩子们，都能在优质幼儿园接受优质教育。”

其实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即立法让更多的孩子们上幼儿园，瞿凤自己也不太懂，因为自己从事幼儿教育，所以对幼儿教育多些了解。瞿凤介绍说，自己所在的小区有个幼儿园，是普惠制幼儿园，办学品质较好，但因幼儿园规模和名额有限，每年只能限本小区的孩子上，周边几个小区的孩子只能到一些路远、价高、条件有限的民办幼儿园。如果周围几个小区也能合理设置一两个普惠制幼儿园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就能就近上幼儿园了。

在生活中，她还感到，一些问题虽然有法律规定，但不符合实际，根本落实不了。还以幼儿园为例，法律规定，小区规划配套建设的幼儿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改变用途，可实际中，许多配套规划的小区幼儿园，都被物业公司或业委会用来做办公室或是别的用途，无人监督管理。而幼儿园的设置也不太合理，有的地方好几个居民小区，只有一个幼儿园，规模还小；有的小区偏远人少，幼儿园闲置在那无孩子上，造成浪费。瞿凤认为，在依法保障更多的孩子们就近上学时，还要考虑现实需要。
瞿凤认为，如果在设置幼儿园时，立法部门能实地进行深入调查，而不是泛泛地选几个点调查，那么她所在小区和周边几个小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仅有一家普惠制幼儿园，孩子们也会享有更好的学前教育了。

类似幼儿园这样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政府和有关部门能通过法律保障的形式，给予更多更好的关注，是她新年的最大愿望。

执法：法规政策不能变味

▲２０１６年1月4日9时许，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等候立案的人已排成长队。 王鹏 摄

“希望国家的法规政策，到基层后能够不变味，还是原汁原味。” 1月4日，谈起对新年的期待，家住颍上县红星镇的吴云这样说。大家对吴云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说起“国土局干部酒后意外身亡”这件事，或许很多人会有些许印象。

在外打工多年并有一些积蓄后，吴云回到了家乡红星镇，准备兴办一个电子厂。2010年，红星镇政府以7万元的价格出让1亩国有土地给吴云，镇政府承诺帮忙办土地使用证。2012年6月，吴云投资150万元的工厂建成投产，并与江苏一家节能灯企业签订了供货协议。订货量增大后，厂里需要贷款增加生产设备，而贷款需要土地证抵押。于是，吴云便经常去找国土部门。为办证，吴云往县国土局跑了很多趟。但土地证一直没办下来，得到的答复是“人不在、没得空；缺手续、回去补”等。2013年7月10日，吴云再次到颍上县国土局咨询办证事宜。“这么多人给你帮忙，你还不表示表示？”一名工作人员说。当天，吴云原本没打算请客，但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国土局王股长的电话，让其到一家饭店“有点事”。起初吴云还以为证办下来了，但到了饭店后才明白是让其请客。吃完饭一算账980元，但吴云身上只有600多元，因欠账吴云把自己的驾照抵押给了饭店。事后，据颍上县国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日中午，地籍股副股长王某联系副局长周继培、办公室副主任闫颍等5人参与吃饭。席间，国土局4名干部共饮用白酒4瓶。饭后，参与饮酒的闫颍开车送“喝多了”的王某回家，误驾车回到自家休息，并将王某遗忘在楼下车里。下午4点半，王某被发现时已高温中暑脱水死亡。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周继培等人被给予撤职、党内警告等处分。

1月4日，吴云告诉记者，在该事件后他的土地证也办了下来，但贷款申请却莫名其妙地被多家银行拒绝，其只好四处借贷。而如今，他的电子厂已不再运营，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个法治政府建设五年计划，也是第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的有关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央文件。纲要明确提出了法治政府的“七个衡量标准”，其中包括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等。如同吴云的期待，愿这一纲要在基层能够原汁原味“落地”。

审批：信息共享百姓省事

今年6２岁的老袁，曾经在皖北某县干了22年的乡村医生。2014年5月，60岁的老袁去到镇里办理“乡村医生生活补助”申请，却被告知明年再来。“我的生日是1954年7月，还差两个月不到申请年龄，让我明年再来。”老袁说该申请一年办理一次，自己也能理解。2015年5月，老袁又到镇里咨询“乡村医生生活补助”事宜，却被告知其持有乡村防保人员任用证书、儿童预防接种资格证书、农村卫生协会会员证等3类证书已不能再享有补助。而在2014年，持有这3类证书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享受补助。看着身边相同条件的乡村医生都已享受补助，仅因生日小两个月的老袁十分难过。

2015年10月，老袁接到镇里通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像老袁这种情况还可以享受补助。于是，老袁连夜坐车从打工地山东烟台赶回老家。领取并填写了申请表、证人表等十几张表格后，老袁把材料交给了镇卫生院。在所领取的表格中，有一张无犯罪证明，工作人员告诉其不需要填写。在家呆了一天半后，老袁便返回了山东烟台。然而刚返回不久，老袁便接到通知，那张无犯罪证明还需其拿到派出所办理。老袁只好请家里的亲属帮忙，持户口本前往派出所办理。当亲属来到派出所后，被告知自2015年8月起，公安部就已经明确通知，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应由相关需要的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到公安部门开具，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但医院的答复却是，只能自己去办。后回到“找关系”这条老路，老袁的无犯罪证明终于办了下来，并交给了镇卫生院。

近年来，为不再让群众办事摸不清门、跑断了腿，国家不断出台多项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的措施，但仍有少数地方执行起来设置层层壁垒，让好事变成了难事。“现在网络技术那么发达，愿政府部门之间能够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少跑路。”谈起对未来的期待，老袁说。

司改：专业审判终身负责

2016年的第一天，记者见到了刚从深圳回到合肥的蒋飞亮。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蒋飞亮已经在合肥地区起诉了近60起有关滥用食品添加剂的案件。谈起2016年安徽即将开始的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蒋飞亮说他非常关注而且期待很多。

在蒋飞亮所提起的案件中，多数是针对商超中售卖的食品包装上标明的成分含量提出质疑，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虽然对于蒋飞亮的维权行为，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他是利用食品安全惩处法条给自己谋利。但蒋飞亮认为自己作为普通消费者，利用熟悉的食品安全知识，进行维权诉讼，更大的价值在于对广大市民起到维权示范的作用。“过去的一年，我从一个对合肥完全陌生的外来者，变成了熟悉合肥各大超市、商场、法院的打官司专业户。” 蒋飞亮说。而在起诉中，蒋飞亮也找到了让自己备感自豪的变化。“在刚接手我的案件时，很多法官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非掌握纯熟，但是，他们审慎的态度让我很敬佩。记得一位法官在宣判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连吃饭都捧着食品安全法条研读。就这一变化，我已经很满足，食品安全问题在国内一直是焦点，能够在司法层面对这一问题有所推动，我就是有收获。” 蒋飞亮说。

说起安徽启动的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蒋飞亮期待十足。“我觉得司法环境的不断提升，对于当事人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啊。比如，员额制，让有经验有资历的法官专业审判、终身负责，既提高法官的责任心也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在很多地方进行过食品安全问题维权的蒋飞亮，很期待安徽的法院能有食品安全案件的专业审判法庭。“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提升司法的专业性，食品安全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虽然我们的很多法官在努力通过案件进行学习，但是同类案件分散给不同人审判，认知不统一，裁量标准不统一，不利于同类案件的统一审判。所以，如果能像沿海城市看齐，在食品安全方面增加专业审判庭，可能更利于食品消费者的维权。”

普法：精准普及常来工地

合肥市瑶海区法制“微课堂”走进建筑企业。王康 摄

2016年元旦,在合肥滨湖新区一建设工地打工的曹振铎没有回东北老家。工作之余, 曹振铎除了玩玩手机,就是翻看一些薄薄的小册子。“怎么啦，改学文啦？” 曹振铎认真阅读的样子，引来了工友的逗趣。

“是什么这么吸引人？”记者也好奇地问道。“就这个，兴许以后用得上。” 记者接过小册子发现，原来是我省法援部门发放的法律援助申请指南，里面涵盖了援助范围、申请手续，以及各地市法援中心的联系方式。“上次活动请来的律师水平不错，感觉挺专业的，可惜时间短、人又多，我刚咨询了一个问题，就被挤下来了。” 曹振铎的言语间流露着遗憾。前不久，一项旨在帮助农民工兄弟维权的“牵手农民工、温暖在冬季”活动在全省铺开，“送法进工地”正是活动内容之一，曹振铎参加的就是由当地法援部门组织的“送法进工地”活动，当天共有20多名法律专业人才在现场答疑解惑，600多名农民工闻讯赶来咨询。不过，活动时间只有半天。“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以后要是能多来几次就好了。

”曹振铎说。今年30岁出头的曹振铎为了生计，来合肥打工已有5年，辗转过多家工地。虽然也遭遇过工资发放不及时、社保一直没有缴纳等问题，可聘请专业律师的费用他是承担不起的，维权也就搁置了。

“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农民工用跳楼、打架等极端方式维权，我知道那是不可取的，但当我想维权的时候，却不知道什么是可取的。”曹振铎说，他现在所在的项目工地开办有“农民工业余学校”，有讲师专门来上课，不过课程只与建筑有关，并没有劳动者维权方面的内容，而且每次上课只能容纳50人，这让曹振铎觉得像是花架子不实在。谈及对2016年普法工作的期待，曹振铎说得很朴实：“我还有一箩筐问题等着呢，希望他们送法的能来勤一点，多留点时间给我们讲解。如果再有时间专门给我们上上课，这样免费的法律服务，我们可大大欢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