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海

赵元海是九成监狱管理分局出监监区民警，一位出生在草原、生长在青海、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1984年，赵元海成为青海省门源监狱的一名民警。1996年，响应中央号召，与60多名青海监狱同伴，举家来到九成监狱。这一呆就是20多年。

赵元海几十年如一日以农场为家、以监区为舍，甚至几个月不回家。自他从警32年来，无论在青海还是在安徽，他几乎没有请过一天公休假，每年年三十都是在高墙内度过，甚至没有和家人吃过一顿团圆饭。在安徽工作20多年，赵元海总共才回青海老家4次，其中有两次还是因为父母去世回去奔丧。

在九成监狱，赵元海有个绝活，就是快速度、零失误、无名册点名。他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对监区100多名服刑人员从背面识人，而且做到对他们的基本情况均了然于心。

赵元海还是监狱有名的“老干探”，专治“疑难病症”。服刑人员杨某因为聚众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进监时才19岁。他脾气暴躁，喜欢惹是生非，是分局有名的“刺头儿”。 2013年，杨某被调到了赵元海所在的分监区。第一天他们就发生了正面较量。赵元海没有简单地对杨某进行严管关禁闭，而是采取“盯人战术”，每天寸步不离盯着杨某“找茬”，让杨某严格按照监规队纪规范行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教育。另一方面，在生活上，赵元海对杨某进行细致的关心。多次找到杨某父亲做工作，动员他来监狱探望杨某。当看到多年不见的父亲千里迢迢来到监狱看他时，杨某一下子懂得了父亲的苦衷，理解了赵元海的苦心。从那以后，杨某像换了一个人，积极改造，不断进步，很快获得了减刑。30多年来，像杨某这样的服刑人员，赵元海改造挽救了不知多少人。

由于赵元海长期工作在一线，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他患上了糖尿病，双腿因静脉曲张经常浮肿无力，视力也受到影响。但他从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也没有因此降低过工作标准，甚至医生3次建议他在家休养，他都没向别人说过。

赵元海说：“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无悔于自己的青春，无悔于最初的选择，更无悔这身警服赋于我的荣光！ ”

这就是赵元海，一名九成监狱管理分局老狱警的故事。

王启发

亳州市亳州公证处公证员王启发是个好人，他做过的很多好事都在当地流传。

2007年7月12日，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发生了一起4名儿童溺水身亡事件。失去亲人的3个家庭悲痛欲绝。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高速公路防护网破损，孩子们就不会溺水死亡，所以管理部门应该承担责任。孩子的家人来到公证处要求做保全公证。王启发意识到这将是3个失子之痛家庭维权的重要证据，一点都不能耽搁。王启发马不停蹄地赶到出事地点，仔细对现场进行了记录、测量、拍照，并在最短时间里按程序出具了3份公证书。这期间，王启发没有让3个悲伤的家庭再跑路，他自掏腰包为每个家庭支付了600元的公证费，自费去合肥寻找被告的详细地址，免费为3个家庭聘请了律师……最后公证的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相关部门因管理不善，防护网破损失修，间接导致4名儿童溺亡事故，要承担法律责任，应依法对死者亲属进行补偿。

公证书出了，案子判决了，补偿也到位了。可王启发依然放心不下，之后连续5年春节他都要带着礼品和慰问金到他们几家去探望、开导安慰。多年的守护终于春风化雨，如今的他们已经走出悲伤的阴影。

去年冬天，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独自来到公证处接待大厅，怯生生地说要办收养公证。王启发询问得知，小女孩一出生就被狠心的父母抛弃，是养父从荒郊野外把她抱回了家。不幸的是，养母一直瘫痪在床，养父前几年也得了中风。由于多种原因，小女孩一直没有上户口，初中要毕业了，却因为“黑户”不能参加中考。

小女孩多舛的命运激起了王启发深深的同情。他立即带上公证员到小女孩家取证，依法为小女孩免费办理了收养公证，然后又到派出所为小女孩办理了户口。此后，王启发一直关心女孩的学习和生活，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资助她，鼓励她。近10年来，王启发已帮扶了10余名贫困学生和两个贫困家庭。

从2001年入行到现在，王启发投身公证行业已有15年了。这15年来，王启发办理了10000多卷公证书。作为一名公证员，王启发说，别看这一枚小小的公章、一份薄薄的公证书，它代表的是国家证明力，记载的是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和法律威严，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能让群众感受到法律就守候在身边。

程卫国

我叫程卫国，是宣城市旌德县司法局庙首司法所所长。 10年前，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考入司法局。 10年来，我从一名内勤到司法所长，这其中，有委曲、有艰辛、有付出，更有太多的感动和收获！

先和大家说一个我的调解故事吧！

2014年4月底，庙首社区村民王某在帮吕某拆房时，不慎被倒塌的墙体压成重伤，仅医药费就花去21万多元。而并不富裕的吕某，面对受害人提出的近40万元的赔偿他根本无力承担。在支付了9万块钱的医疗费后，就干脆再也不露面了。情急之下的王某家人想尽“土办法”要钱，可是钱没要到，反而激化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剑拔弩张。得知消息后，我赶紧上门了解情况并主动受理了这起纠纷。说实话，这样的纠纷，调解的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引导他们走诉讼渠道省心又省事，别人也劝我别接这“烫手的山芋”。但是，我想作为一名司法所长、人民调解员，我不能见困难就推、见难题就躲。就这样，我接手了这个被人们议论为不可能化解的纠纷。一趟不行，我就两趟，两趟不行，我就三趟……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上门40多趟都没有最终达成协议。又一次调解到深夜时，多日未归的我接到女儿的电话，电话里女儿带着哭腔说，“妈妈，我想你了，老师说让家长在考卷上签字，可是你好多天没有回来了，爸爸又在外地，我该怎么办？ ”听到这话，我的泪水瞬间奔出。原本吵闹的调解现场也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看到吕某低下头，久久不愿抬头看我。正是这样一个电话和我的坚持，解开了吕某和家人的心结，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伤者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10多年来，我参与调解的600多起纠纷，无论是鸡毛蒜皮的邻里吵架，还是征地拆迁的群体性矛盾；无论是翻山越岭为大山深处的婆媳调和，还是奔走千里之外为家乡的农民工讨薪；无论当事人给我一个微笑的拥抱，还是给我一个不解的推搡，我都是尽心尽力、竭尽所能地去化解，没有一起因调解不及时、方法不得当导致矛盾激化或民转刑事件发生。

10年来，是那些朴实憨厚农民兄弟的微笑，是社区服刑人员和他们家人感激的眼泪，是获得维权的父老乡亲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让我坚定了最初的选择。

张文博

我叫张文博，是白湖监狱管理分局第三十八监区副监区长。我的监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结核病康复监区。

说实话，当组织上派我到这个监区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恐惧害怕。当时，监狱成立结核病康复监区是为了便于对这类传染病罪犯进行分类、集中、有针对性监管改造。显然没有现成的管教模式，一切需要从头做起。针对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疾病服刑人员，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几个月时间里，我和同事们埋下身子，从防范知识、护理抢救基本要求学起；从服刑人员开饭唱歌、囚服穿着基本行为养成着眼；从服刑人员理发洗澡、内务卫生日常小事抓起；从对服刑人员谈话教育、讲评教育等基础教育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项制度一项制度建立。如今，我们创建的现场管理、康复治疗、生活照顾、思想教育的“四步走”结核病犯改造流程；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实行的“黄、橙、红”三级预警分类管理机制；引入医院“日查房”制度，实施的每天由分监区领导、民警医生逐个监舍进行的床前检查措施；推行的“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的工作方法，让这群缺少家庭关爱、失去生活信心的特殊罪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让我们很欣慰。

但是，当你真正“零距离”接触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才发现现实远比你想象的要严峻得多。监区刚成立时，正值肺结核患者极易爆发的春夏时节，病犯接二连三的患病，咳血、吐血让你防不胜防。一次,病犯王某突然发病咳血，需要外出就诊。当时情况十分危急，“警官，救我！警官，救我！”听着王某的呼声，我二话没说，背上王某就往救护车上走。这时王某开始呕吐，带着高度传染性的呕吐物和血液几乎全喷在了我的衣袖和双手上，真不知道那时我怎么了，一点恐惧都没有了。随后一周，我为王某端饭喂药、擦身洗澡等。王某得救了。我无微不至地照顾，连同病房的普通病人都嫉妒说:我们想请护工都没人愿意，警察倒好，免费护理，没日没夜，寸步不离地守着，警察真不怕传染吗?

谁会不怕？因为我们责任在肩！

生命无罪，哪怕是犯过错、犯过罪的罪犯，他们的生命同样宝贵，同样值得尊重。 4年来，我们监区没有发生1起在押病犯死亡事件， 197名罪犯病愈后回归社会。

陈贤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定远县的一名律师。 2014年，我看到司法部在全国招募“1+1”法律援助律师，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志愿律师。根据指派，我的服务地是西藏昌都市，平均海拔3500米。生活条件异常清苦，住处没有暖气，没有热水器。

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可雪域高原还是给了我一个十足的“下马威”。先是鼻子出血，接着是过敏反应，身上起满了疙瘩，奇痒难忍，然后又是一个多月的感冒，高寒、缺氧、孤独都困扰着我。

就在这时，我迎来了第一个案件。当事人叫扎西曲珍，是一名年轻的藏族农民工，她因工伤造成八级伤残，医药费花了几万元。受理后，我陪着她四处奔波调查取证，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最终在我的再三努力下，以调解结案，她拿到了17万元的工伤保险待遇。还有一起藏族农民工讨薪案件让我印象深刻。他叫次里巨丁，因为被汉族老板欠薪，来到我的办公室咨询。一见面还客客气气的，但从我的口音中得知我是一名汉族律师时，立马流露出怀疑的神情，“你们汉族人都帮汉族人，我凭什么相信你？ ”他半信半疑地把案子交给了我。在我的努力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支持了他的诉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次里巨丁笑了，他真诚的脸上略带歉意，诚恳地对我说：“对不起陈律师，当初误会你了。 ”那一刻，我由衷感到高兴。

在西藏的一年里，我进学校、进寺庙、进社区、进牧区开展法治宣传近40次，发放宣传资料1700多份，办结了58起案件，为当事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西藏法援快结束时，我再次申请，被分到了内蒙古。这一次我不再孤单，因为在律师志愿者队伍中有我的爱人曹旭。我们成为全国唯一一对参加法律援助志愿行动的律师夫妻。在内蒙古的一年里，我办结了85个案件，为当事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为期一年的内蒙古法援之行结束前，我和爱人又递交了申请。有人问我，“你们两口子都是律师，放弃可观的收入，放着家里安逸的日子不过，非要在边疆援助，图什么啊？ ”

其实，答案早已刻在心底。因为我们对法律充满信仰和敬畏，对法治充满期待和希望。

今年7月，我和爱人又奔赴新疆，继续前行在法律援助的道路上。我们俩约定，只要身体允许，我们会一直援助下去，让法律之光照进边疆更多老百姓的心中！

金云海

金云海是南湖戒毒所凤凰山大队的一名民警，这个大队是我省唯一一个专门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学员的艾滋病专管大队。

2009年，专管大队成立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报名从事艾滋病专管工作。金云海却站出来主动报了名，他说作为一名戒毒人民警察、一名共产党员，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必须站出来！

刚到专管监区工作时，金云海整夜睡不好觉，甚至蚊子飞过来就会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被盯上一口，就会被感染上艾滋病。就这样，好几个月下来，金云海才适应起来。

这群艾滋病患者，不是普通的病人，他们是吸毒者、违法者，他们倚仗患艾滋病有恃无恐的心态，不服从管理、甚至制造事端对抗管理。 2013年9月14日晚上6点，艾滋病戒毒学员车某突发精神病，发狂，在生活区无差别地攻击其他戒毒人员并进行自残，学员宿舍楼道里、墙上、门把手上留下车某一道道刺目的血痕。正在值班的金云海和同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最终将车某控制，并送到医院救治。

血就是艾滋病最可怕的符号。事后，金云海全身冒冷汗，感觉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然而，这还不是金云海最惊魂的经历。最惊魂的一次发生在2015年10月的一天，汉族学员喻某与彝族学员沙某在宿舍因一点小事发生争执，继而升级为打斗。在制止他们冲突过程中，金云海的胳膊被划出了3道口子，鲜血把警服都染得通红。这血有没有学员的？学员的血有没有弄到伤口上？我会不会被感染上艾滋病？我会不会感染到妻子孩子？这些问号像沉重的大山压得金云海喘不过气。尽管所里领导立即联系宣城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对金云海进行感染风险评估，但是，在最后的检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金云海还是想了很多、很多，甚至偷偷写了一份遗书。

同事们不止一次地问过金云海“难道你不怕感染艾滋病病毒吗？ ”每次金云海的回答都是那么平淡，“我怕，可我不能躲。这工作总要有人做，我躲了，就要别人来做！ ”

7年多来，专管大队共收治了300多名艾滋病学员，金云海和他的同事们不怕危险、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有效维护了场所安全稳定，用行动诠释了戒毒人民警察钢铁般的意志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