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葛新芳，今年83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出身贫寒，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

记忆中，年轻的父亲很能干，干起农活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曾记得在烈日炎炎的夏季，阳光下，左邻右舍的老乡们纷纷回家在树荫下避暑乘凉，可是他仍然执着地在农田里不停地耕作，经常等到母亲到地里喊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他才依依不舍地放下锄头。有时候忙起来，就让母亲给他送饭到田间地头，随意吃点继续干活。

憨厚老实的父亲进城做买卖，连上厕所都成问题。厕所虽标有“男”和“女”的字样，可父亲不识字。为了让孩子避免像他一样饱尝没文化的辛酸，父亲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进学校，学知识，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兄妹四人，从小学到中学，每到放学、放假的时候，父亲催办的急事就是让我们写作业，地头的活再多再忙，他都不让我们插手。孩子的学习时间有了保障，可是在满足孩子上学的花销上却遇到难题。四个孩子全部上学，花销很大，让一个从土地里刨食吃的庄稼汉头痛。为了缓解经济紧张的困境，父亲做起了卖豆芽的生意。低矮狭窄的土坯房，靠墙倚放了十几个豆芽缸。黄豆进缸后，一日要淋三遍水，那时，全村人只有一口深水井，父亲每天都要到数百米外的深井去挑十几担水。夏天还好，冬天井口淋水结冰，很危险。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年代，溜村串户挑担叫卖是卖豆芽的唯一选择。严寒的冬季，父亲的两只手长时间地在水中浸泡，皲裂了一个个血淋淋的大口子，裂口干裂疼痛，父亲就让母亲去家后的树林里，用刀子剜刮椿树上成块的树胶，在煤油灯上烤化后，滴在裂口缝隙内，缓解疼痛。父母的辛劳耕作和小本经营，艰难地维持我们兄妹读书上学。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我们不断成长和进步，哥哥葛绍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博士毕业后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目前在加州大学滨河分校。我考取了铁路警校，当上一名光荣的铁路警察。20世纪90年代末，当地媒体以《卖豆芽供出博士生》为题，报道了父亲的辛劳和坚持。

参加工作后，我们纷纷在城市安家落户，经济的独立和工作的繁忙，让我们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日渐稀少，节假日如果我们不能回家，就用电话向父母问候。在电话那头，父亲话语中总是饱含着依恋和不舍，电话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踏实工作，对待朋友和同事要热情大方。多年来，父亲的勤劳和友善一直勉励着我。在没有了为孩子上学就业的操劳之虑后，我们劝他把农田处理掉进城生活，他总是以城市生活不习惯为由婉言谢绝。每次我们回家看望两位老人时，父亲的高兴劲儿像个孩子，表情处处流露出欣喜，在告别的时候，父亲总是大包小包地往车里塞着他为我们置办的食物。

十年前，年届古稀的父母已经体弱多病，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父亲不得不与朝暮相伴的土地作别。进城来到子女身边，父亲坚决不与我们住在一起，怕给我们添麻烦，怕因生活习惯的差异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父母亲进城后仍坚持自己劳动，他们是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写照，他们的品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葛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