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军

因为涉及刑狱，提起历史上的法制人物，人们的印象里往往是严厉的、冷酷的、无情的，甚至有些凶狠，有些残忍。谈到圣人，给人的感觉则是睿智的、儒雅的、温润的，和蔼可亲，如沐春风。

法制人物与圣人，反差强烈，似乎格格不入。可是，上古时期的皋陶却集二者于一身，他被国人奉为“法制鼻祖”或“司法鼻祖”，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

有关皋陶的生平和言论，《尚书》《史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皋陶不仅名垂史册，而且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未曾消失的印迹。相传，因为皋陶辅政有功，大禹将今皖西一带的地域分封给他的子孙。故此，六安市有“皋城”之称。皋陶墓就位于六安市开发区皖西大道北侧，遗冢为一高达6米多的圆形土堆，墓冢之上，一棵老树枝繁如盖。墓前石碑为清同治八年（1869年）所立，上刻“古皋陶墓”四个雄浑苍劲的大字，由当时的安徽布政使吴坤修题写。

史称，“皋陶为大理”，“作士以理民”。“理”为古时司法官名称。尧舜禹时期，皋陶已是华夏部落联盟的核心人物，甚至成为首领候选人。

皋陶断案，有神兽“獬豸”帮衬。东汉王充认为，獬豸乃“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故皋陶敬羊”。

獬豸，俗称“独角兽”。这种神兽颇具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特殊本领。有疑难案件时，獬豸为皋陶助阵，用角抵触罪犯，迫使其坦白罪过，甘愿伏法。

当事者中，那些干了坏事、图谋不轨的人毕竟心中有鬼，加之迷信等因素影响，遇见“神兽”难免慌张害怕，甚至不打自招。獬豸配合断案，或许是皋陶与罪犯以及纠纷中无理的一方进行“心理战”的手段吧。

“法”，繁体字为“灋”。许慎《说文解字》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其中，“廌” 即“獬廌”，也称“獬豸”。

由此可见，司法的初衷与核心要义是追求公平正直。《新语·道基》曰：“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另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把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贼）行为一并入罪，处以极刑，体现了部落联盟约束职事人员, 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的意图，这也许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早期的思想萌芽。

有人时常把“法制”与“法治”混为一谈。二者虽然有着广泛的联系，却存在实质性区别。最明显的，“法制”可以成为“人治”的附庸或工具，但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现代社会的“法治”与“人治”根本对立。

只是，存在于人世间已经几千年的“法制”，既不排斥掌权者言出法随、专断立法、暴虐执法，也难以医治一些个人或组织以言代法、以情枉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痼疾，其历史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在抑恶扬善方面，道德和法律是根本一致的。但是，道德底线的坚守，需要法治建设的完善。

《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体政论散文，像是公元前2200年舜帝主持的一次议政会议的记录。

皋陶所言主题是：“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大意为，诚实地履行德政，君主就会决策英明，大臣们勉力辅助，君臣同心一致。

在与大禹的交谈中，皋陶提出了君王的“九德”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强调了其为政以德的指导思想。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仅危及民众，也会惹祸上身。这样的道理并不深奥，然而总是有人执迷不悟。

工具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之一。皋陶似乎深谙此理，他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在知人，在安民。”同时指出，应“慎乃宪”，即审慎司法。

作为核心层领导人物和“首席法官”，皋陶不是局限于“民知畏法”，更是要求统治者推行德政，“慎厥身，修思永”，以求长治久安。推崇“德法结合”，即德政与法制结合，德教与刑罚结合，无疑是皋陶法制思想的闪光之处。或许，不仅倡导以“法”服人，更是主张以“德”服人，是皋陶能够成为一代圣贤的关键所在吧。

《论语·颜渊》载：“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意思是，推选出皋陶，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如此看来，一个杰出的法制人物，理应是一个关爱民众的“仁者”、 一个不负众望的“德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