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军

人们常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老子，认为此人神通广大、高深莫测。说起庄子，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性格另类，逍遥神秘，不仅超脱于世俗，也超越于生死。

老庄，是老子和庄子的并称，也指以老子、庄子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二人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他们的故里分别在现在的涡阳和蒙城。

谈到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总是提及儒法二家，道家常被忽略。其实，道家法律思想颇有些“大道无形”的意味，需要用心领悟。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属于哲学命题，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自然规律，也是诸如为人之道、处事之道、治国之道等一切行为的规则。

《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也把“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

老庄的思想，表达出对自然的崇尚。体现在法律思想层面，“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自然法，是指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是理性法，超越社会、超越人类、超越法律，代表着“绝对正义”，是“法上之法”。

自然法不是具体实在的法律，但它的地位高于制定法（又称实在法），是人们制定法律的依据，也是判断制定法好与坏的标准。

“法自然”与“自然法”都属于“理想法”，对立法有着指导意义。要求制定法符合“道义”、符合“正义”，体现出对于“良法”的呼唤。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出自《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意思是，法律越严明，盗贼就越多。

法律本来是“禁奸邪刑盗贼”的，是制止和惩治犯罪的。可是，老子认为，法令有着产生盗贼、催生犯罪的功能。这样的论断也许有违人们的常识，却体现出老子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为君王们征收的税赋太多、盘剥过重，导致百姓忍饥挨饿，生活贫困。正是为了谋求生存，穷人们才不惧死亡，敢于触犯法令。

与道家人士厌弃功名利禄不同，儒家和法家人物往往沉醉于从政做官，迷恋于权力和功名。他们身在“体制”内，迷在当局中。对于君王和眼前的制度，他们没想到也不敢提出质疑。权贵富豪穷奢极欲，他们熟视无睹；苦乐不均、贫富分化，他们见怪不怪。毕竟，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中，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所能做的，只能使“法令滋彰”，治标不治本。

因为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道家总是居高临下，对一些现实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更透彻。老子与庄子的分析透过犯罪的现象，看到了犯罪的实质，客观上揭示出产生犯罪的真正根源是残暴的剥削制度。

老子还认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死刑是极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如果老百姓连死都不怕，还会畏惧法律吗？老子在此点明了法律功能的有限性。

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当权者，过于迷信法律的权威和作用，痴迷于对刑罚的运用。导致各种严刑峻法层出不穷，诸多“酷吏”应运而生。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秦朝一统天下，成就瞩目，体现了治乱中法家的优势。刀斧鞭棍的驱使立竿见影，似乎比礼乐仁义的繁缛说教更为有效。“法治”的灵验，让帝国的统治者陷入狂热之中。然而，法家的治国方略犹如一剂猛药，虽快速见效，但毒副作用很大。物极必反，大秦王朝二世而亡。

在老子看来，“道”的自然本性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只要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与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不同，道家认为，人的本性是朴实的、天真的。如果统治者能够“无为而治”，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主张统治者无所作为，显然属于道家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这种学说未必没有价值。它指明了遵从客观规律、顺势而为的重要性，揭露了统治者任性而为、胡乱作为的危害。

受老庄之道的影响，一些执政者注重宽简法网，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成就了诸如汉初“文景之治”和唐初“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

其实，礼治也好，法治也好，无为而治也好，诸家在理论上各执己见，实践中却未必不能调和兼容。在随后的法治进程中，不难发现一种合流的趋势，就是各种主张相互之间的借鉴接纳，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