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军

在古代“清官”中，若论知名度，包拯当数第一位。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司法官员，“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今合肥）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任知县、知州、按察御史、西北转运使、天章阁待制、枢密副使等职，曾以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

包公，是人们对包拯的尊称。黑面长髯，额有弯月，身穿蟒袍，头戴乌纱，是包公极具特色的艺术造型。

在《铡美案》《三侠五义》《包公案》等文艺作品中，包公不仅是一个“清官”，还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司法之神”。

白天审阳，夜晚断阴。斩妖除魔，起死回生。惩治贪恶，洗刷奇冤。总之，无论何时何处，只要“包大人”一出手，任何疑难案件都能水落石出，任何不平之事都会迎刃而解。

诸多“包公戏”里，龙头、虎头、狗头三口大铡刀格外引人注目。包公的一声“开铡”，解气解恨，大快人心。

然而，包拯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成为出入阴曹地府的“活阎罗”。他没有侦破过“狸猫换太子”之类的奇案，也没有用铡刀处斩过国舅和驸马。

包拯的真实相貌“清隽古雅，殊无异于人”。（《包公书院记》）并非脸庞乌黑。戏剧中的“包黑子”脸谱，应该是对“铁面”包公最直观的诠释吧。

包公的演义传说固然带有虚构的成分，不过，包拯所作所为确实无愧于“青天”之誉，其生平事迹史籍有载。

情系民众、忠心为国，一身正气、清廉无私，更为突出的是，包拯不畏权贵，嫉恶如仇。

宋仁宗因宠爱张贵妃，将其伯父、有“国丈”之称的张尧佐破格提拔，屡屡委以重任。包拯不顾皇帝情面，上疏斥责张尧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他还七弹贪官王逵、两弹宰相宋庠，并先后弹劾皇亲郭承佑、宦官阎士良、转运按察使张可久等人，对“大老虎”穷追猛打。

皇权至上的时代，“官本位”被推向极致。以致唯唯诺诺、逢迎谄媚者比比皆是，敢于犯上、为民做主者少之又少。毕竟，后者风险较大，稍不留神，轻则受罚丢官，重则入牢丢命。

与刻意表现“忠君”意图相比，切实践行“爱民”之举往往更为艰难，也更为可贵。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乎官员的能力和智慧，更关乎其良知、襟怀和胆识。可能正因如此，历史上，有着爱民情怀的“清官”才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光彩照人。

其实，在封建体制中，作为“贤臣”，通常离不开“明君”的信任和支持。“包青天”英名的成全，与宋仁宗的开明以及当时宽松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包拯“任刚使直”，仁宗“乐闻直谏”，这样的君臣际遇实属难得，堪称美谈。

一直以来，包拯作为官员的楷模，备受各方推崇。广大民众把包公奉为神明，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期待和渴望，对封建社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官官相护等黑暗现象的不满和无奈。

但是，要造就和涌现大批的“包公”式官员，让偶发性成为必然性，仅仅依靠树立典范、舆论褒扬和个人自律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好的制度，是有效的监督，是严明的奖惩，是完善的治理机制。

包拯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江淮大地上度过，安徽留存多处与之有关的遗迹。合肥是包拯的出生之地，也是他读书成长、居家尽孝以及归葬之处。他还先后在和县、天长、合肥、池州等地为官。

古代的地方官府，司法与行政合一，升堂办案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景祐四年（1037），包拯赴任天长县令。其间，有“牛舌案”发生：“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宋史·包拯传》）

分析案情后，包拯让牛主人杀牛，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顺利将此案侦破。由此可见包拯足智多谋，思维缜密，断案谨慎，公正严明。

皇祐五年（1053），包拯出任庐州知府。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堂舅违法，包拯照样不徇私情，执法如山。

相传，宋仁宗念及包拯劳苦功高、生活清贫，有意将庐州城赏赐给他。包拯坚辞不受，最后只接受了一段河道，留下“不要庐州府一砖，只取护城河一段”的千古佳话，后人把这段河道称为“包河”。

如今，位于包河一带的包公文化园已经成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显然，这里也是一处法治教育的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