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良顺

在徽州这个独立地理单元里，山体多石，覆土浅薄，要走出大山，除新安江、阊江等水路外，翻山越岭的青石步道是唯一出路。然而，在高山大岭上耗巨资修筑一条青石步道绝非易事，护路养路更是一项日久弥坚的重任。古徽州人常以勒石公示方式，禁止乱砍滥伐、限制过度开荒，防止因水土流失而导致的流土埋路、山体塌陷、河道堵塞、桥梁坍塌等。

草木荫蔽方能涵养水土，方能固山保路。因为这份朴素的环保理念，才使徽州这方山水永葆清秀。在平鼻岭古道岭头的石茶亭门前，有块光绪七年（1881）桂月立的《禁碑》，约定：“平鼻岭严禁锄种。种山者，上离路一丈，下离路二丈，毋得开种，违者重罚，绝不宽究。”道光八年（1828）秋七月，榉根岭古道上立的《输山碑》规定：“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

为永久保持山道附近植被，徽州人干脆将山地捐输充公，即使在可耕种的区域内，对开荒种地也有一定约束，如祁门、休宁一带的“禁种苞芦碑”。

玉米，徽州人叫苞芦，原为美洲作物，明朝末年传入徽州。在山中开荒种植苞芦，“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泄，原田多被涨没。”徽州境内的最后一次大面积毁林开荒，种植玉米、芝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之初，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至今记忆犹存。而在清朝中后期，为控制涌入祁门、休宁一带的“棚民”无序开荒，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祁门县府在榉根岭古道的圆通庵前，勒石《奉宪示禁》，碑文记载：“……身祖祈寿公沿途山场建庵亭以施茶水，路旁蓄树。复见负来荷锄，竟种苞芦之亟亟，不思砍绝阴翳，行客心伤，挖陷倾崩，道途日损……嗣后务当恪遵示禁，毋得图砍树木，擅种苞芦……本县言出法随，绝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

在大洪岭古道岭头，也有一块《禁种植苞芦》碑，是清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十二日立的，不但要求“靠岭一带山场，凡与大路毗连之区，毋许再种苞芦，使沿路两傍草木畅茂，俾地土坚固，永免泥松砂削，积塞道途，有碍行旅，以期岭路巩固，士商其履康庄”。而且还要求“该绅耆等即具呈池府宪，一体办理在案”，“准移行池州府一体饬禁外，合行给示勒禁”。

古时祁门安陵、雷湖一带隶属池州府石台县，大洪岭为府界，徽州府不仅出具禁令约束本土民众，且还联合池州府对岭北山林纳入一体化管理，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防止棚民在“三不管”地带钻空子毁林开荒。

除防止古道周边水土流失外，徽州人对乱砍滥伐也限制颇多，在右龙岭古道上，右龙村口的水口林中立有一块古碑，刻有：“误砍荫木，勒石示众”八个大字。如有人胆敢砍伐水口林，就要将这块高80厘米、宽40厘米的石碑用绳子拴住，挂在肇事者脖子上，然后在村中游街示众。因为有了这块石碑，才有今天右龙村里数以千计的古树名木。

思贤岭古道上，祖源村先祖为保住青山绿水，竟“杀子禁山”。相传清朝康熙年间，祖源村中曾毁林开荒成风，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村中东门族长牵头其他四门族长商议，决定实行封山育林，并约定“凡上封山砍柴者，砍头惩办”。然仅过几天，东门族长之子竟铤而走险偷砍禁树，族长大义灭亲，忍痛处决亲子，才保住了祖源这一方青山绿水。

在赤岭古道边的环砂村，惩处乱砍滥伐者则别具特色，约定对“入山烧炭采薪，如有带取松杉二木，并挖柴桩及纵火烧山者，准目睹之人指名鸣众”，对“违禁者罚戏一台”。对目睹不报者，一经查出，也“与违禁者同例”。“罚戏”不仅耗费资财，且在开戏前还要“学习”乡规民约，违禁者再作“公开检讨”，不仅惩治了滥伐者，也教育了民众，且丰富了文化生活，一举多得。当然这种民间自律公约也是由官府背书保障的，“倘有硬顽不遵，定行鸣官惩治，仍要遵文罚戏”。

罚戏既是惩前毖后，也是治病救人。在保护林地上，古徽州还有另外两种形式。

一是将林地捐输给古道上的茶亭庙庵，既保护了路边林木，也可备用于庵舍修葺。对于茶亭庙庵所有的林木茶地，也有相应的保障，浙岭古道岭头的万善庵内，有块道光四年（1824）盈秋月的《奉县正堂示禁》碑，碑中记载：“前朝乾隆四十四年，王世兴众将浙岭大路食字一千二百五十九号山场公输入庵，长养树木，以籍济荫行人，一可备修庵用，实为功德善果。诚恐日久废弛，或有不肖觊觎盗砍，或借甲毗连越占，是以僧禀前情吁示奉，以凭给示勒石，仰该地方人悉知：毋许不法之徒入山盗害，不得借此越占，如敢故违，许该主持指名赴县呈纠。”

通过立碑，禁止在祖坟上游开山取石或盗砍荫木，也是徽州人保护林木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些石碑不一定立在大路边。在逍遥岭古道途经的龙川胡氏宗祠内，镶嵌着一块咸丰七年（1857）六月的《奉宪严禁》碑，约定：“资字、事字等号产石山场，无论众业己业，俱不准取石烧灰，亦不得私卖他姓。”徽杭官道上的三阳洪氏宗祠门厅内，立着一块《禁伐祖茔荫木告示》碑，明确“不得在……土名珠墩龟形祖坟业内砍伐树木、魆形盗葬以及纵牛践踏”。这两块禁碑不只是普通的族规，而是经县太爷批准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这些封山育林禁令，不管是嵌在宗祠庙庵里，还是立在大路边的，不管是官府颁发的文书，还是乡规民约，甚至是几个倡议者立下的规矩，都昭示着古徽州人守护青山绿水、共护家园的环保理念，更体现了徽州人的契约精神和规矩意识，即使在今天的环保行动中，依然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