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淮南市谢家集区孤堆乡杨岗村的养老服务站里，60岁以上的村民们又开始每月的定时“聚餐”，5元“伙食费”，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鸡鸭，从集市刚买来的新鲜鱼虾……大家伙共同筹措的伙食，在大伙七手八脚操作下，很快成了四大桌的美食。聚餐的成员里，杨岗村“老支书”调解队的7人都在其中。趁着边吃边聊的光景，“老支书”们正好把半个月来村里的一些新鲜事、闹心事还有村民之间不愉快的事拿出来说说理，气氛融洽，似乎矛盾已经烟消云散了。

找“老支书”说理

杨岗村户籍人口1200多人，三分之二在外打工，留守老人居多，杨、汤、夏都属于“大姓”，多数村民相互之间都存在亲属关系。2016年，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汤本修、村委会会计杨修好、范新伯等7名老人牵头，成立杨岗村老年协会。“老年协会带着村里老人组织各类文体活动，热热闹闹。有时候老人们家里遇到些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也习惯找老年协会出面协调。”村委会主任夏良兵告诉记者，老年协会的成员最小的66岁，最大的82岁，在村里既有威望，又熟悉大多数村民，村民的家事、邻里事，经他们入情入理一说和，就自然退让化解，渐渐的，村委会经常邀请老年协会成员共同调解村民的矛盾纠纷。

2017年5月，谢家集区人民法院法官联系点在杨岗村挂牌。杨岗村在谢家集区法院杨公法庭辖区，依托法官联系点，杨公法庭庭长丁婕几乎每月都要到杨岗村“串门”，提供法律咨询，就地化解纠纷，还和老年协会成员们一起协商村里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在法官联系点建成后，谢家集区法院与杨岗村委会经协商，邀请老年协会的7名成员共同组成了“老支书”调解队，作为法院特邀调解员，成为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的组成部分，为乡村矛盾化解提供前沿支撑。

“我有50年党龄了，能够在这个年纪继续发挥余热，为法治社会建设做点贡献，太值了。”82岁的杨修好身体硬朗，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前不久，杨公法庭收到杨岗村村民吴某起诉村民汤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丁婕了解了案情，当天上午10点就联系夏良兵。夏良兵立即和杨修好前往汤某家中找人。11点不到，就与当事双方约好下午到村委会协商。下午2点，杨修好和汤本修作为“老支书”调解队的代表，与原被告分头了解情况。面对眼前的长辈，被告没有否认实情，原告也承认自己证据有瑕疵，经“老支书”们折中说和，一个多小时，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当场付清欠款。

听“老支书”说事

6月初，杨岗村支部书记汤本良接待了村里一位老人的投诉，说自家房子快被邻居种的杨树掀翻了。正好也在场的杨修好、汤本修，跟着汤本良就去了现场。原来，投诉人的邻居将一排杨树苗种在屋后不到1.5米的地里，投诉人担心未来杨树生根长大，影响自己房屋的地基安全。

找到种树人，“老支书”们先是安抚其冷静下来，接着就一一分析情况，首先树苗所种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并非种树人承包地，其次树苗确实离他人房屋太近，有安全隐患。如果不及时自行解决，村里有权直接把树移走。

虽然种树人还想坚持，表示要考虑几天。结果第二天，村支部就接到投诉老人的电话，对方已经主动将杨树苗移走了。

说起“老支书”调解队，丁婕感受很直接：“他们已经是法院多元化解的重要力量。根据与杨岗村两委达成的工作机制，法庭只要受理跟杨岗村有关的案件，会先转交到‘老支书’调解队进行诉前调解，村两委协助，我们提供法律支持。如果调解好，我们及时进行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如果调解不成，再及时进入诉讼程序，我们会在诉中继续调解。”

辖区几乎都是乡村，在处理纠纷矛盾中，丁婕注重深入基层，就地化解。她会隔三岔五到杨岗村，与“老支书”们座谈，组织他们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村里的矛盾纠纷发生情况。“有‘老支书’在，你会很放心，村民们愿意听他们的劝解，也听得进去他们的意见，与冰冷的法律比起来，他们是村民更为信赖的纠纷解决者。”

村里事村里“解”

在杨岗村的村务宣传栏里，“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主题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等手抄报整齐张贴。这是“老支书”调解队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做好的宣传手抄报。

每月，宣传栏里的手抄报都会有不同的法律主题、时事主题，包括毛笔书写、报纸剪贴，虽然形式略显简陋，却满是“老支书”调解队的心血。

现在农村多数中青年都外出务工，村里留守老人多。在村委会主任夏良兵记忆里，每次手抄报更新，村里的老人们都会第一时间驻足阅读。如此朴素接地气的方式，意外地成为正能量的输出地。

“村里事，就在村里解决。在乡村治理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希望通过这个矛盾纠纷化解的新路径，将德治、自治、法治相融合，提高多元解纷效率，提高村民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家集区法院院长李旭东告诉记者，目前“老支书”调解队也吸纳了中青年村民，壮大调解力量，形成优良传承。同时，针对乡村治理，谢家集法院因地制宜，指导乡镇街道除了组建“老支书调解队”，还发掘乡村里合适的退伍军人，组建了“老班长调解队”。下一步，法院将在不断增加调解队伍类型的同时，逐步完善指导培训机制、双向对接机制、会商协作机制，将乡村治理的司法实践走向更深处。

安徽法制报、法治安徽网记者 唐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