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受洗礼，是小学时代。那时的党史学习内容来自课本和连环画，属于政治开蒙。年少的我记忆力特好，而分析能力不怎么样。第二次接受洗礼是四十年后，我已是知天命的半截老翁，记忆能力显然不太行了，但分析能力超强，凭几个字就能掰扯大半晚上。这时的学习则来自电视，文献片、纪录片、电视剧等等，这成为我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渠道。

两次洗礼中间隔了漫长的四十年。少年时期的认知当然有些稚嫩，但形成了梗概和轮廓，非常清晰。我至今难忘的有两件事。有一次，一位镇里来村校考核的老师问我：“咱们说革命革命，你知道是革谁的命吗？”我想了一下说：“革反动派的命。”这位老师笑一笑，点点头，就表扬了我。同学们都羡慕不已。还有一次，书本上看到“左派”“右派”“左倾”“右倾”这些词，我糊涂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请教于父亲，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我于是比同学们多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几次给别人讲。

四十年后的党史学习不同了。这时的我已经有了深沉的阅历背景，与年少的“一张白纸”不一样。不知为何，各种电视节目中的具体细节我竟然不太在意。此刻，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从细节、人物、故事里钻了出来，然后投向另一个方向，沉湎于一些严肃的论题，不能自拔——

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为何又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正义为什么最后关头才能战胜邪恶？

政治为什么总与历史分庭抗礼？

……

脑子里转的全是本属政治家思考的话题。显然，我在知天命之年，意识已经穿过细节，向上，向上，再向上，攀援到了哲学的门口。在这哲理杂糅的意味里，胸中不免会翻滚，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思绪激荡不已。是的，历史是药铺，政治是郎中，药铺的药那么多，没有哪个郎中一次都能用上。现在我似乎弄清了它们之间的瓜葛，我既为历史的药铺鸣不平，也谅解了政治郎中的单薄、直接和无奈。我理解了以前总也无法理解的“错误”，理解了“循环式发展，螺旋式上升”。

依托党史的这些思考，让我的文学创作有了“骨”，在一篇小说作品里已经多少有所显现。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几名战士被逼到江边，战到最后一刻，指挥员说的是——现在咱们“过江”！而不是咱们“投江”“跳江”。“过江”！顶天立地的两个字，让我自己也肃然起敬，我折服于它的思想维度和艺术高度。这就是文学的“骨”，这也许正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熏陶。

我的作品基本来自现实观察，可以说都有原型，都有党的身影。一些现实素材，在中共党史的框架审美中会被萃取出来，形成参悟和拐点一类的东西，而拐点一定会孕育出文学的种子，其观念、情节都会体现到作品中，成为作品内容。我的素材极少部分来自梦境和突然跳出的灵感，当然这些也是现实的反映。

我没有特定的创作领域。由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我接触面较广，对各行业都还熟悉一些。平时创作，主要是观察有感，兴趣定题，这姑且称之为“文学敏感”。然后，依靠“创作意志”驱动创作。敏感和意志，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敏感来了，如果放松就会渐渐消失掉，用意志逼迫一下，那么这一创作选题就会越来越清晰，素材也会聚集，最后形成文稿。这种逼迫机制，在创作中尤为重要。我以为，这当然受到了中共党史的深刻影响。

（王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