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改编而成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虽然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由于小说和戏剧艺术形式的不同，其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也有所变化。通过将戏剧《智取威虎山》与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进行对比，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人物形象的变迁。

迥然不同的外在形象特征。从外在形象特征来看，在小说之中，对于杨子荣的外貌描写以其上威虎山为界限，分为军人杨子荣和土匪胡彪（杨子荣扮演的土匪）。

对于军人杨子荣的外貌，曲波没有做细致的描绘，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对后者外貌的描写：胡彪不仅身着“全套土匪装束”，还由于多日不刮脸而“满脸青黑,头发长长,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上还有一条“约二寸长的疤痕”。

而在戏剧之中，虽然杨子荣也经历了从军人到假扮土匪的身份上的转变，但是其外貌却并未出现较大的改变。在整部《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始终以英武高大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之上:身姿挺拔，脸庞红润，目光炯炯。而观众则是通过杨子荣服装的改变（军装到土匪样式的皮袄）来判断其身份的改变。

改编剧情对于内在性格的影响。《智取威虎山》脱胎于《林海雪原》，选取了小说中的一段情节进行改编：在解放战争期间，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奉命进入东北林海清剿当地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因缘巧合间，小分队意外得知联络图一事，侦察排长杨子荣主动请命，扮作土匪上山“献图”，借机侦察敌情，最终在百鸡宴当天与小分队里应外合消灭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在戏剧改编的过程中，剧组对原著的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整合。由于小说和戏剧的形式差别较大，《智取威虎山》又是由《林海雪原》的一个片段改编而成，因此为了使杨子荣形象在短短几个小时之中更为高大，剧情的改编便必不可少。《智取威虎山》的剧情与原著有以下不同：首先，删去了小分队与定河道人交锋智斗的情节；其次，在剧情之中增添了常宝父女的形象；最后，充实了百鸡宴时小分队里应外合剿灭座山雕一众土匪的情节。

最后一处改编尤为重要。小说中只用了寥寥几笔来描写众人与土匪斗争的场面，着重于叙述完成任务的结果。而在《智取威虎山》中，改编者巧妙地运用了群体编舞，将正邪斗争的场景演绎得淋漓尽致，最后以一个全体正面人物“亮相”收尾，省略了小说之中的后续，剧情在小分队获得胜利时候戛然而止，杨子荣勇敢正义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较小说中略带匪气的杨子荣形象，戏剧中所塑造的杨子荣形象更加概念化，“更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化身”，是“常常突破写实主义的习惯框范”的人物典型。改编者对小说之中的人物性格进行提取，在保留了杨子荣正义勇敢核心精神的同时加以再创作，使人物形象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

人物深层心理活动的变化。小说以纯文本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可以直接描写杨子荣的心理活动，从而丰富人物形象。戏剧想要刻画人物的心理，却需要其他多种手段的辅助。

在小说中，杨子荣的心理活动多是直接通过作者的叙述告知读者。在上山前，杨子荣“也在紧张地考虑着自己的建议,和自己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方法” 。在与少剑波商讨的过程中，他的勇敢与坚定从心理活动中流露出来：“只有坚决表达我必胜的信心,才能促使首长下最后的决心,消除他过多的担心。”小说中的直接心理描写丰富了角色的性格层次，使得杨子荣无私正直、勇敢果决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在戏剧中，杨子荣的心理描写是依托于不同的载体来体现的。

首先是最直接的唱词。唱词即是借演员之口说出角色所想，可以直接体现出角色的心理活动。上山前“定计”的心理活动，在唱词中直接体现为杨子荣的“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等语。

其次是演员的动作表演。在刻画杨子荣的形象时，打虎舞蹈极为重要。它将杨子荣与虎搏斗时内心的紧张和勇敢融入到大开大合的舞蹈动作中，强化了他性格中机智勇敢的特征。

最后是道具与光线的运用。改编剧组在最终定本的时候以“枝干挺拔参天大树”来做整体背景，展示杨子荣内心的万丈豪情，由此更加凸显出杨子荣“豪迈刚强、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

综上所述，即使京剧《智取威虎山》长达三个小时，其剧情容量相对于几十万字的原著小说也是较小的。通过适当的改编，《智取威虎山》成功地做到了在有限的篇幅之中突出主要人物，贴合时代精神，最终塑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英雄人物形象。

（张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