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响山你晓得吧？对，是响马的响，山贼的山。这是无为县东北部的山区，皖南事变后，突围的新四军在无为集结。新四军重新组建时，响山有一个共产党员，叫陈作霖，带着一帮青年人参加了新四军七师，这其中就有我的外公陈先海，与陈作霖是一个祠堂的宗亲。陈作霖负责当时县委敌工科、情报、交通站等工作，我外公后来就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党，对外的掩护身份是厨师。现在我母亲和小舅也有好厨艺，想来是得了真传。

外公在上海时，外婆在严桥黄巷村开了个小饭馆，其实是新七师的地下交通站，主要是给部队打探消息、传递情报、转运物资什么的。我外婆是仓头人，从小要做事，家里就没让她裹小脚。外婆也参加了当地的妇救会，迈着大脚板走上了革命道路。我母亲说外婆为新四军、解放军纳的鞋底，又好看又结实。

无为1949年1月解放，上海当年5月份解放，外公也在这前后回到地方，带领一个工作组去鹤毛、百胜、关河、建成（大概是今天的建国）等地发动群众搞土改，同时做大军渡江的支前工作。外公先是建成乡党支部书记，后来蜀山区成立，外公被任命为第一任区长。当时斗争形势还很严峻，社会还不很稳定，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煽动土改中田地被分掉的地主、富农对落单的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打黑枪。外公晚上睡觉，驳壳枪都关上保险压在枕头下面。一直到1960年周家大山林场，枪都带在身边。　　

父亲说我命好，出生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表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倒提着个手电筒，权当作信号灯，唱“手提红灯四下看”。其实我更喜欢扮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梳着一条大辫子，甩在胸前，很神气，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但我没有漂亮的大辫子，始终进入不了角色。有一次我挤在十字街百货公司门口，看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一群幼儿园出来的“李铁梅”，突然台下一哄，一个“李铁梅”踩到了趴在台子边的手。神奇的是，许多年之后，闲聊中我居然发现，那个踩人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我的妻子，这大概就是缘分吧？来到外公家里，我的演唱会又开始了。

从外公家回来后过完年我就上小学了，我们那时是春季入学。外公生病了，父母从学校带我去县医院看望外公，正好碰到县委书记陈海楼，我是第一次见到无为最大的官。陈书记说：“老陈你安心休养，这么多年你也该歇歇啦。另外组织上考虑到你身体原因，想给你换个地方，去县里苗圃场怎么样？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外公说：“服从组织的决定。”陈书记点点头，拍拍外公的手。陈书记等人走后，护士喂外公吃了药。外公就半躺着，也不说话，笑笑地看着我，嘴唇有些苍白。父母让我展示作业本，都是打钩的，都是100分，外公就又笑。在县医院住了23天，外公最后还是走了。外公在我的童年像一阵风飘过又戛然而止，留给我无尽的思念和难以释怀的悬念。

苏州河在静静地流淌，像大提琴演奏的《沉思》，深沉、舒缓，像是在诉说我的忧伤；黄浦江水在轻轻地拍打两岸，像《琵琶吟》，空灵、清丽，又像是母亲在安慰我的失落。我的心变得渐渐平静。我想，外公以及他的战友们，若来看看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看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