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学校的时候，父亲突然就开口说话了，开慢点，前面就是学校了。听得出来，他声音里竟然有着激动的成分。我很是有点诧异，父亲一直都在闭着眼睛休息，他又是凭什么知道快到学校了呢？不容我多想，车载电话响了起来，是胡院长打来的。接通后，我担心胡院长说漏嘴了，赶紧抢先一步说，胡校长，我们快到学校了。

父亲的病是在一年前才出现症状的。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父亲破天荒地没有出门去早锻炼，而是穿戴整齐后对我说他要去上班了。他在我莫名其妙的目光里走着，一直走到门口，我才看到他呆滞的目光波动了一下，人如梦方醒似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父亲退休十年多了，算来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上班对他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了。当时，我感觉到不对劲，找个借口带着父亲去看医生。果然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不发病则已，一发病就势不可挡。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的病情就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他把自己忘记后，又把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忘记。尽管现在还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但我知道说不定哪一天早晨醒来他会连我也不认识的。医生建议说，像父亲这种情况最好是能找到他记忆最深的地方，来一次场景还原进行深度刺激，或许会起点作用。我说，就像《我的祖国》中范教授那样？医生说，是的。父亲记忆最深的地方自然就是他动不动吵着要去上班的学校了。反正时间在父亲那里是一笔糊涂账。于是找了个周末便有了这趟行程。

那座学校也是我的母校，情况我很了解。前些年因为新农村建设撤乡建镇的需要，学校早就成当地的养老院了。养老院的胡院长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呢。我把父亲的情况和医生建议对他说了，他当即表态说，“不说咱俩的关系，就凭老爷子是我的老师，我也得把这事做好。”

胡院长带着几个人早就等在养老院门口了。不，应该说是在学校门口。为了把戏演好，养老院的牌子给撤了下来，换上了学校的牌子。看来胡院长的确很重视这件事，下了很大功夫，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到这块学校当年的牌子，又用油漆重新刷了一遍，上面的字还用烫金重新描了一遍。这样一来，这块牌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很像那么一回事。效果也很显著。父亲一下车，目光就粘在这块牌子上，这块牌子仿佛就是他寻找了多年的亲人。我注意到，那一刻父亲的目光里流淌着的全是温暖的色彩。

胡院长朝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带头朝父亲喊道，汪副校长好。父亲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并没有想到有人会在这时向他问好，这突如其来的问好显然让他吃了一惊，赶紧把目光从学校的牌子上撤了下来，按照父亲的习惯，接下来当然就是慌不迭地和胡院长他们打招呼了。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冷了下来，脸色严厉起来，眉间画出一个深深的川字，这是我小时候犯了错常常看到的神情。我和胡院长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难道我们有哪里穿帮了？

我朝胡院长打了个手势，示意沉住气不要自乱阵脚，同时我走上前一步问父亲，怎么了？父亲用手指着胡院长他们，语气愤怒了起来，这也太不像话了！你看看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的，一个个空着两只手，这能行吗？你说？你们说？

十分钟后，父亲穿上防刺服，手握钢叉站在学校的那块牌子下。和身边的几个人一比，父亲身上的防刺服明显有点肥大，穿在父亲的身上显得松松垮垮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情绪。他一手握着钢叉站在阳光里，满头白发在风中飘拂，身姿挺拔威武，眼里精光闪烁，先前的委顿和木讷一扫而空。这还是我的父亲吗？这当然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原本就是这样的。当年，父亲作为分管这座学校安全的副校长，像这样全副武装地站在学校门口，对他来说想必是常事吧。

我正这样胡乱地想着，胡院长凑近了我，低声对我说，“这一关总算是过了。不过，我们还得先拖上老爷子一阵子。我找来的学生们还在过来的路上呢。”（曹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