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婚内出轨致害他人判赔10余万

女犯李某，是我省某监狱服刑犯人。因婚外情引发矛盾，持刀伤人致害，案经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缓，附带民事赔偿被害人父母10.2万元。

李某服刑后，认罪悔罪，服从管教，2012年经省高级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5年再次经省高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后李某又分别二次被减刑。

今年9月，李某因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在考核期内共六次获得监狱表扬奖励，依法再次被列入可减刑范围，但李某的10.2万元财产刑，因不具有经济履行能力，一直未履行，导致在能否为李某减刑上，产生了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依法可由监狱出具李某的经济困难证明提交法院，以减免缓李某财产刑的执行后，再依法给予减刑；但有观点认为，尽管李某在其他方面表现较好，有悔改表现，但积极主动履行财产刑判罚也是有悔改表现之一，李某一直未能履行财产刑处罚，而又无法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因此暂不能减刑。

现状：无力履行财产刑判罚致减刑存障碍

依据2021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规定，如果犯罪不具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经提供相关证明并调查属实的，可以减免缓执行财产刑。

但李某个人和家庭情况都比较特殊，初中文化的李某无固定工作，无正常经济收入来源，没有任何积蓄；李某丈夫也无固定经济收入来源，李某因婚内出轨，家庭支离破碎，丈夫家人也不愿意到相关部门为其开具困难证明。而正服刑的李某更是无法提供困难证明，证实其不具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这导致李某的减刑存在着障碍。且即使李某提供了无履行能力的相关证明，该证明由谁来调查核实？是李某服刑的监狱部门，还是审查材料的司法部门？上述《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

2017年《安徽省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试行）》规定，无法出具证明的罪犯，由刑罚执行机关出具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消费及账户余额情况证明。像李某这样“常理性”不具有履行财产刑能力的服刑人员，其经济困难证明，可由监狱机关提交其财产性判项情况材料，提交司法部门，提请减刑。实践中，这项规定很少适用，因为，监狱提供的材料都是根据罪犯个体本身所提供，包括罪犯口述、个人表现，属于主观性材料，缺少客观调查予以加持。这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证明力大小，需要核实，所以实践中很少适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省女子监狱，像李某这样无财产履行能力，但符合可以申报减刑的服刑人员，有八成以上。

建议：完善法规细则力促社会稳定

完善服刑人员财产刑证明在减刑、假释中的适用，不仅事关服刑人员的改造，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推进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规细则，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我省2017年出台的《安徽省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试行）》中，仅规定对服刑人员的经济困难证明，可以由刑罚执行机关出具证明，但却没有规定这些证明是否需要进一步核查其真实性，应由哪些部门核查、认证。因此建议，对监狱部门出具的服刑人员经济困难证明，可由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司法部门，进行实地核查，以确定这些证明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降低监狱执法风险，提高执法安全，既可避免监狱滋生“执法腐败”的可能；也同时提高检察院、法院的监督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

二是引入法律援助机制，赋予律师调取罪犯财产性判项证明材料的权利。像上述案例中是李某的家人不愿为其出具困难证明，在监狱服刑人员中，有一类三无人员（即无通信往来、无外来邮件、无亲属会见）的经济困难证明，更没有人去开具。对这些人可立法赋予律师调取罪犯财产性判项证明材料的权利。司法机关指派罪犯户籍所在地的公职律师调查取证，既体现司法的便民原则，也体现了证明材料的客观性，更增强了财产性判项履行方面证据的证明力。

三是建立财产刑履行由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分期履行机制。如上述案例中的李某需要履行的财产刑数额是10.2万元，这一数额对毫无经济来源收入的李某来说，是不可能履行完毕的，因此这一财产刑对李某的服刑改造就会造成其负面的心理压力。如果建立财产刑履行由监狱罪犯劳动报酬分期履行机制，把罪犯劳动报酬分期履行情况作为一种改造表现，如用李某一年的劳动报酬履行财产刑数千元，几年内履行数万元。一方面激励服刑人员努力改造，给他们带来积极、正面的鼓励，维护监管安全稳定；另一方面，也让一部分服刑人员的财产刑履行变得切实可行，保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充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严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