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弯

一

挑堤，在我们庐南口语里叫作“兴埂（方音gěi）”。我记忆中的挑堤场景有两种：一是家门口的水利兴修，譬如挑我名下承包地所在的天井大圩圩埂，挑距离村庄五六里路以外的黄陂湖大埂。第二种是出远门的挑无为长江大堤，俗称“兴三坝埂”。堤，如今字典里标注为“dī”，但在我们庐江方音里都说成“tí”，与客家方言、武汉方言等音调较相近。挑，则是不折不扣的力量型动词，如今每每念这个字，肩头仍有火辣辣的烧灼疼痛感。

我最早参与挑堤劳动的年龄是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父亲生病，我们家分在黄陂湖南岸、依据田亩分摊下来的任务量是：从湖堤最底处，以一米八的宽度往上垒筑，直到高出原湖堤顶部一米。其时是农历十一月，黄陂湖里的水落了，但芦柴根的缝隙里依然积水。湖头上风大，格外冷，每天都是“冰冻扎扎”的。

取土点为芦柴根密布的湖滩地。那会我个头小，身子瘦弱，村里婶娘们打趣地说我“蛋板子还没干（未发育成熟）”。可这样大的工程量，母亲一个人是很难承受的，作为长子，我责无旁贷地参与到挑堤劳动中。

眼水向下流，最慈父母心。刚开始，母亲不让我挑，只叫我“上锹（用铁锹把土挖到畚箕中）”，但这“上锹”对于“小牛才开窖”的我也不轻松，尤其是土层表面的芦柴桩，须用很大力气才能铲断。只半上午时间，虽然戴着棉纱手套，我的双手依然磨出几个血泡。

我记得母亲当时翻看我手心后，心疼地扭过脸，用手背拭眼睛。

我便借机提出与母亲调换，我来挑。母亲犹豫着没搭腔。

同在挑堤的邻居劝母亲：“小牛总要架轭头，你就让他慢慢学着挑呗，肩头磨出茧就是个小‘劳力’了。”

于是，将畚箕（畚字在方言里发成“粪”音）上的绳索依身高调好，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我开始挑堤爬坡的坚持，开启了用肩头挑起生活重担的磨练。

黄陂湖离我们村庄五六里路，每天出工都是步行，中午回家吃饭很费时。那时没有保温类便捷餐具，挑堤人家推举出一个会烧饭的人，在避风的湖堤南面，就地挖个土坑煮饭。米和稻草是各家按出工人数带来，菜则是各家吃各家的，基本是早上在家炒熟的咸菜。

那一年，我家的黄陂湖挑堤任务最后完成，比别人家迟了一天半时间。村民组长家不分任务，但他每天要到挑堤现场，为每户之间的界沟“长埂（方音读zhǎng gěi，将界沟抓平之意）”。我母亲为这“多跑的一天半”向组长表示歉意时，组长笑着说：“我之前担心你们家要拖腿不少时日，没想到只落下这天把时间。好，家里冒起来个扛犁驮耙的大劳动力了。”

完工那天是个大晴天，下午阳光很暖。或许是对自己参加挑堤坚持下来的开心与满意，当看到有人不畏寒冷在湖堤下的浅水沟摸鱼时，我不顾母亲阻拦，脱了裤子与鞋，赤脚光腿下到浅水中尝试。只一会工夫，我便探寻到一个至今记忆深刻的摸黑鱼方法：将手插入水下泥中十公分左右，往前平推，黑鱼在泥中都是头朝上直立着，手摸到黑鱼头，用手掌将其握住，手心的温热会让黑鱼一点也不挣扎，这时只需捉紧，抽出，扔到岸上，极为轻松。

回去路上，母亲的畚箕里装了大大小小近二十条黑鱼。

二

挑长江大堤我经历过两次。一次一周不到，属于防汛期打突击，来去匆匆，如今想不起什么。印象清晰的是二十岁那年的“兴三坝埂”，历时将近一个月。

那次我们分在时属无为县陡沟区某一段。当时工地场面极为壮观，江堤上下，红旗飘展，人影浩浩，人声鼎沸。其时，我已在家种田六年多，像乡间老话所讲，“肩膀骨已磨平”，扁担可以在左右肩上轻松切换。触目长江大堤浩大的工程场面，好奇夹着震撼，虽然每天重复机械单调的爬坡劳动，劳累、枯燥感并不强。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晚间住宿场景。我们村民组二十多人分在一户人家，村庄名称及户主名字已记不得。他家腾空堂屋，“开地单（打地铺）”睡下十几人，其余人都挤到人字架支撑起的两小间锅拖子（灶房）里。白天大家去挑堤，将被絮卷起，晚上睡觉再摊开。即便这样，可供“捣腿（睡觉的方言戏谑语）”的空间依然不够。我在动身之前带了一本外国名著，想每天晚上看一会。便索性在锅灶旁柴草边开个独立地铺，只需早起一点，不影响房主及我们班组炊事员到锅底烧饭即可。

某天下午突然下起大雨，上工的人从江堤跑回，但衣服都被淋湿。因为路程远，大家带的衣服不多，回到住宿地，轮转在锅洞门前烘炕湿衣。

我的地铺在锅灶旁边，便自觉地成为最后一个烘炕衣服的人。那个夜晚，雨点打在窗外树叶和屋顶瓦块上，“沙沙”“啪啪”的声音重叠混和着，渲染出别样的寂静与深邃。我用棉花茎秆将潮湿外套支撑在锅洞门口，摊开被絮，背靠着锅底柴草堆，打开书，沉浸到文字情节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惬意。

晚九点光景，房主家读初中的女孩到锅台上“井罐（焐热水器具）”里舀水。她看着斜靠在地铺的我和我手里的书，愣了一下，轻声问道：“这么暗的灯光，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啊，看得很清楚呢。”我回答得局促又笨拙。但说的是实话，灶房的灯泡大约为十五瓦，我那时视力出奇得好。

第二天雨停了，我们继续上江堤。晚上回来，突然发现灶房里明亮了许多。凭直觉，新换的灯泡不会低于四十五瓦。那以后的每个夜里，我总觉得我开在锅灶边的地铺，要比别人的温暖，舒服。

挑堤工程结束，回家那天，我们凌晨四点起床，捆扎好被子及挑堤工具，步行到无为长途汽车站坐车。出门二三十米远时回头，透过堂屋灯光，我看到那女孩也起来了，站在她家门外，一直默默目送着我们。

在无为挑堤日子里的一些事，被我写成几篇散文，发表在当时的《巢湖报》副刊上。后样报丢失，只记得其中一篇名字叫《深情的应答》，是编辑老师改的。也是到2012年，我在辍笔近二十年后重拾写作爱好，加入到一个“巢湖博客”文友群，才知道当时的编辑是方晗老师。

在无为挑长江大堤九年后的某天，我在上海打工，遇到一个家与无为大堤很近的洲上女孩，我们一见倾心。几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某次与岳父闲谈得知，我挑堤那年，他亦在陡沟区某个供销社工作。如果说世间缘分总有不经意的暗线在牵连，我想，这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