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冬波

合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厚重的古城，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在历史上自汉末三国以来“守江必守淮”“守淮必守肥”几乎成为兵家之共识。因此，合肥长期为一重要的军事枢纽城市。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古为淮夷之地。淮河水流较缓，是中国水军最早征战之地。合肥地处淮河以南，水战历史悠久，巢湖堪称中国水军的摇篮。早在夏商周时期，东方夷人（合肥属东淮夷）与中原华夏族人的争斗，主要是沿黄淮一线，呈东西方向运动，东南部区域，主要走淮河—淝水—巢湖—长江一线，深入江南。合肥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也是以军事重镇的地位闻名于世。如：夏朝末年“商汤放桀于南巢”（2019年合肥考古发现夏朝肥西三官庙遗址）。春秋时期属庐邑，发生在巢湖沿岸的战事就有吴、楚“鹊岸之战”“长岸之战”“巢城之战”等。春秋战国时期，吴楚之战的中心区域仍然在淮-淝-巢-濡须水陆通道，介于江淮之间的合肥军事价值日益突显。秦汉以咸阳、长安为都城，关中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东部的函谷关最为重要，形成以函谷关为界的东西战争。东汉以后，合肥因其所处的南北交通节点地位，军事地位开始上升。随着合肥城市的军事职能不断增强，合肥的行政中心地位和城市实力也在不断提升。汉末三国及以后以洛阳、开封为都城，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而魏晋南北朝建都建康（今南京），固守江淮，恢复中原的决心始终未变，这就形成了以洛阳、南京为政治中心的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了以长江为中心的南北战争。从南京至洛阳（或从洛阳至南京），江淮之间有三条交通线路，东部以长江—邗沟—泗水—汶济为一线；西部以长江—汉水—中原—黄河为一线；中部则以长江—巢湖—合肥—寿县—淮河为一线。而中线最为便捷，巢湖、合肥、寿县常常以军事战区的形态出现，这样雄踞中线的合肥则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汉末三国时代，曹魏、孙吴为争夺合肥，在此鏖战数十年之久，有时竟出动数十万众，其战争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诸葛亮《后出师表》有“曹操四越巢湖，孙权六攻合肥”之句，彰显合肥的军事价值。孙吴立国建业（今南京），合肥军事地位更加重要。青龙四年（236），魏明帝采纳了扬州都督满宠的建议，在离淝河三十里外、依鸡鸣山山险另建合肥新城（合肥曹魏新城遗址位于合肥西北郊15公里处，2019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屯重兵驻守。此举旨在削弱吴军的水军、水战优势，迫使其远水陆攻。曹魏据此多次挫败孙吴的进攻，使合肥数十年一直掌控在曹魏政权手里。

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府（指庐州府）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附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曹叡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合肥巢湖流域战争频繁，立国江南的南朝政权又以建康为首都，合肥地区再次成为南北双方用兵的关键。东晋初年，祖逖北伐后赵，却因势力强盛，受到朝廷的忌惮。大兴四年（321），晋元帝司马睿任命尚书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牵制祖逖。咸和二年（327）后赵攻占合肥。在东晋之后的南朝宋齐梁陈时期，合肥军事价值仍然非常重要。梁天监五年（506）豫州刺史韦叡北伐至合肥，此时的合肥城已经在北魏手中经营了六年之久，梁军屡攻不下。韦叡采用了围堰淝水淹灌合肥城的办法，不断抬高南淝河水位，还建造与城墙一样高的战船，四面围攻，最终击败5万援兵、占领合肥城。韦叡占领合肥后，将豫州的州治搬到了合肥。当然，韦叡采用水攻合肥城的战术，自然对合肥古城破坏极大。南北朝时合肥常为军事重镇，淮西有事，必争合肥。

隋朝开皇三年（583），置庐州，以合肥为州治，“庐州”之名由此来历。

唐贞观年间，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受命营建新的合肥新城。尉迟敬德选择了南淝河南岸台基作为城址，同时考虑到城市用水以及水运交通问题，新的合肥城临水而建，以南淝河支流金斗河为护城河，故此城又名“金斗城”（今遗址在淮河路南侧）。

唐末吴王杨行密坐拥江淮广大地区，稳定一方。南宋时期，金军南下，宋室南渡，江淮大地重燃战火。庐州作为“淮西根本”，自然成为金军与宋军的交战前线。绍兴四年（1134），金兵围困庐州，抗金名将岳飞派遣部将牛皋、徐庆率军增援庐州，大胜金军。为了固守合肥，南宋孝宗任命郭振为淮西路元帅，率领重兵坐镇庐州城并加固城防。乾道五年（1169），郭振扩建新城，取名“斗梁城”。 庆元元年（1195），金将仆散揆率军渡淮河，攻陷安丰军，进犯庐州，宋军坚决抵抗。开禧二年（1206）四月，南宋军队在韩侂胄主持下北伐中原，不利。十一月，金军反攻，渡淮河进攻庐州，守将田琳决死抵抗，金军围攻不下，遂从庐州撤离。开禧十年（1214），金军再攻，败退而走。郭振扩建的斗梁城为一座军事城堡，异常坚固，自此合肥有“铁打庐州城”之誉。

元末明初，巢湖建立了水军基地，发展水军。巢湖人俞廷玉和儿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等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功不可没。明初开国，朱元璋占领庐州后，设立江淮行省，首任江淮行中书省事俞通海为了贯彻“高筑墙”的政策又在元末新城的基础上“加建了砖质城墙”。明代末年，张献忠在巢湖大练水军。

晚清太平军长期在合肥地区征战，攻打庐州、庐江尤其惨烈。咸丰八年（1858）十月，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为争夺庐州粮仓三河镇，在合肥南边的庐江县境内聚歼湘军悍将李续宾部6000余人，史称“三河大捷”，名扬天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庐州走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李鸿章的淮军。淮军起初是由合肥地方团练武装发展而来，这些地方武装纷纷结“寨”自保，修建易守难攻的“圩子”。代表性的圩子就有刘铭传所建的刘老圩；唐殿奎、唐定奎家族所在的唐五房圩；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所建的周老圩；张树声家族所在的张老圩、张新圩等。

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参谋部设在合肥县东乡瑶岗（今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取得渡江战役伟大胜利。当时国民党白崇禧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构想，欲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蒋介石没有采纳。想必也是无志坚守、无将愿守、无兵可守了。

清朝嘉庆左辅纂修《合肥县志》，阿林保雨窗在《合肥县志》序中开篇写道：“太史公（钦）叙天下地势，于江淮之间独举合肥。今千余年后，山水变迁，昔太史公所云‘受南北潮’者已不复见；独其居江淮间，殷盛阔大，包举湖山，卓然巨邑，则今犹古也。”

因此，合肥自汉末三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1800年间，发生中国政治中心南北对峙的相当长时段内，合肥以“边城”的面貌，成为中国南北军事政治中心必争之地。可以说，合肥作为华夏中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有的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和历史发展走向，合肥也由此成为中国军事枢纽城市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