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找线索像大海捞针，现在数据一碰撞，问题自己就‘跳’出来了。”谈及数字检察给工作带来的变化，舒城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刘景亮这样形容。

2025年以来，该院依托数字检察模型办理公益诉讼案件34件，占公益诉讼办案总量的64%。当数据开始“说话”，监督便有了“眼睛”，从“大海捞针”到“精准制导”，从“个案受理”到“类案监督”，数字赋能正悄然改变着这家基层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办案生态。

打通壁垒，让数据“跑”起来

公益诉讼办案，最难的是线索发现。过去靠人工排查、个案受理，覆盖面有限，效率也不高。

舒城县检察院选择用数据破题，以最高检数字检察应用平台为依托，对平台上302个公益诉讼检察数字模型实行分类梳理、梯度应用，按照由易到难、分步实施的思路，先有序向相关行政机关调取各类数据7000余条，经碰撞、筛查，形成400余条疑似线索，逐项核查取证后，最终立案并发出检察建议书31份。一条“数据调取—模型碰撞—线索研判—立案核查”的数字化办案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成形。

数据是数字检察的“原料”，但分散在不同行政部门，获取起来并非易事。该院建立跨部门数据协同工作机制，对接住建、银保监、卫健、交通、市场监管等11个职能部门，明确数据对接清单、获取频次和安全管理规范。为确保数据精度，在数据调取上，优先采集行政机关业务系统数据，其次采集跨部门业务关联数据，审慎使用被监督单位单方报送的台账数据，共调取业务数据26份、总量3200余条。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善用第三方客观数据替代行政机关自报数据。筛查违规施工监管漏洞时，利用互联网工程招投标公开数据，直接比对分析，精准锁定疑点线索。核验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险落实情况时，依托银保监部门向保险公司直接调取投保数据。这种做法有效规避了“向该部门调取数据监督该部门履职”的短板，以第三方客观数据倒逼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调优适配，让模型“准”起来

数字模型拿来就能用吗？舒城县检察院的答案是：未必。地域差异、政策不同，很多模型需要“本地化适配”。

为此，该院建立了“前置评估—实战测试—模型拆解—数据调优”四步流程。对可用性强但实际使用未能产出线索的模型，逐项拆解核心逻辑，核查模型字段、比对口径是否适配本地实际。目前，已对3个模型进行使用优化。

执业药师违规“挂证”监督就是典型。2025年初，该院依托药店执业药师“人证分离”模型，调取辖区内136家药品零售企业备案资料及159名执业药师社保缴纳信息。按照模型原有逻辑比对备案信息与社保缴费信息是否一致，仅筛出3条线索，远低于监管预判。

问题出在哪？办案检察官实地走访发现，违法“挂证”人员大多是辖区村卫生室在岗医生，社保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与执业药师备案信息根本形不成有效关联，传统模型的比对口径失灵。

调整思路后，检察官将焦点从“社保比对”转向“资质关联”，向县卫健委调取全县1423名医师执业证注册备案信息，与药店备案执业药师名单交叉比对。结果精准锁定20名村镇卫生所医生违规“挂证”、20家药店“人证分离”的违法事实。该院随即向县市场监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整改随之展开，86人次拉网排查全县药店，责令违规的零售药店更换执业药师并依法予以处罚。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卫健委、县人社局建立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药店备案执业药师名单，先交卫健部门审核把关。一个模型的“破局”，补上了监管盲区，也验证了模型本地化适配的必要性。

拓面治理，让监督“活”起来

模型的更大价值，在于推动线索发现从“个案受理”走向“类案批量监督”。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可实践中，部分参保人员隐瞒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第三方责任事实，违规报销。由于部门之间存在数据壁垒，靠人工排查几乎无从下手。

该院打通多部门数据渠道，归集医保部门外伤报销数据、公安机关人身损伤案件信息、检察机关人身伤害类案件被害人信息、人民法院健康权纠纷和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原告信息、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人员信息，以身份证号、就医时间、伤情病种为核心要素进行碰撞比对，系统自动标记为疑似违规线索。

办案团队对模型输出的疑似线索清洗、去重、剔除合理例外情形后，将涉嫌违规线索移交医保主管部门核查追缴。同时通过府检联动，推动医保、公安、法院、人社建立线索互通、信息协查的常态化协作机制。这个模型不依赖复杂技术开发，依托跨部门多源数据比对破解“数据孤岛”盲区，为基层检察院开展国有财产保护领域数字检察监督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从执业药师“挂证”到医保违规报销，从个案突破到类案治理，舒城县检察院的数字检察探索正在改变公益诉讼的办案面貌。正如刘景亮所说：“数据‘跑’起来，我们的监督就‘活’起来了。”（本报记者 徐奥萍 通讯员 赵鹏里）